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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两迁”大学精神研究

      访谈(七)|西迁老教师徐元昌、袁印玫夫妇

      2020年08月25日 16:01 师忆西迁 点击:[]

      迎着祖国初升的太阳,我们从首都北京启航。1958年,中国的第一所轻工高等院校,北京轻工业学院成立。1970年,西迁咸阳更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2002年,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2006年,整体东迁西安。

      回首往昔,西迁前辈用大爱和奉献,谱写了“姓党、爱国、为人民”的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当代陕科大人秉承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为内涵的三创两迁精神,恪守“至诚至博”校训,坚守使命,积聚力量,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再出发。

      2020年8月5日,师忆西迁史,生传科大魂社会团队在陕西科技大学咸阳老校区,探访学校西迁前辈们,聆听他们讲述西迁故事,感悟传承“三创两迁”大学精神本期推出的是徐元昌、袁印玫老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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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人:徐元昌

      徐元昌,男,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后留校工作,1970年随学校搬迁到咸阳任教。2001年退休后,定居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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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人:袁印玫

      袁印玫,女,1941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分配到长沙工作,1970年学校搬迁调回咸阳,担任制图课程的教学任务。2001年退休后,定居陕西西安。

      采访过程

      Q1:您二位在西迁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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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昌:当时因为大的政策,从北京迁来西北共有五所学校,清华大学到了陕南、北京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到了陕北、北京机械学院和北京轻工业学院到了陕西。到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便指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迁回了北京,但我们北京轻院并没有回迁到北京,就在这里扎根了。

      当时我们是和北京军区解放军宣传队一起来的咸阳,那时候条件挺艰苦,现在我们学校北区有二十几栋教学楼,以前就只有两栋教工楼,五号楼和八号楼。我来的时候分配到的是土平房,当时叫“干打垒”,就是用两面板子夹着黄土,用夯用力打砸以后形成土墙,在地基上打一个方形四堵墙加上茅草屋顶,开了门、窗就是房子了。共用的厕所、水龙头,也没有厨房,每家每户都一样,大家都把炉子放在门外,我们的炉子是从北京带过来的,可是没过几天炉子丢了,因为在陕西没有熟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家里有孩子急需要炉子,就赶紧上报给保卫处。他们查出来是我们楼前搞基建的工人们中其中一位拿走了,原来是他爱人怀孕了,最后炉子送回来了,我们心里也还很难受的。但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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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印玫: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不饱饭,一个月30斤粮食,等于就是一天一斤,还没有肉、油和蛋奶,都是吃的馒头、苞谷面、高粱米、白菜萝卜之类的。同学们都还在长身体,特别是高高壮壮的男生,总是吃不饱。就这样艰苦的情况,我们机械系的女同学还会主动每人每月省一斤粮票给大胃口的男同学,那时候大家的感情啊,还是非常深厚的。

      我们食堂当时是八个人一桌,一个月八块钱的伙食费,一个搪瓷脸盆装的饭,两盆菜,一个刮板,今天哪位老师值班就早早来到食堂分饭菜,那时候叫“三四三”,早晨和晚上三两饭,中午四两饭。领导们也非常体恤大家,朱康院长还经常来食堂看大家的伙食怎么样。

      Q2:听您刚才说了学生间的淳朴的、美好的友谊,那在那个年代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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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印玫:我们当时的师生情更多像是母子情、父子情。以前学生到老师家吃饭、干活,甚至有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诉说在老师家借住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吧,后来咸阳这边条件好点之后,我们就从土平房搬到了楼里去住,当时住的六楼,每年的节假日,同学们都不回家。有时他们想自己做吃的会来我家借炉子,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借炉子可以,煤也可以,但是我买了煤你们要帮我搬上楼。”同学们欣然答应,非常热心的。每次我一买蜂窝煤就在院子里吆喝一声,那不用多说,一群我的学生端着脸盆、拿着水桶就过来了,接力式的往楼上运。人多力量大嘛,说说笑笑中就运完了。

      还有一次同学们包了元宵来敲我们家门说没地方煮,我就让他们来家里,刚好那天买了带鱼,同学们自己做也不让我插手,大家一起吃饭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我跟他们也一点儿不见外。

      有时候徐老师出差,儿子也不在家,我有些害怕就找几个同学给我作伴,有一次早上起来她们问:“地怎么湿了?昨天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想想还很有趣,她们是来陪我的,结果比我睡得香,晚上什么响动她们也不知道,但是有她们在我心里是踏实的。

      Q3:您二位来到陕西之后,在生活上有不习惯的地方吗?现在你们适应在陕西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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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昌:刚来咸阳的时候,没有大米,后来国家的政策是南方人有两斤大米,北方人没有。我是上海人所以我们家一个月就两斤大米。后来可以骑车到户县去农家换大米,50斤面粉能换45斤大米,有个小品演员郭达演的一个小品——《换大米》,我们看了非常感动,那的确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

      但生活习惯倒也差别不大,我是上海长大的,袁老师是北京长大的,南不南北不北的,我们生活习惯都是混合的,米饭和面也都是参半。现在陕西的小吃我也就吃过凉皮、肉夹馍、泡馍,都能适应。唯一一点就是秦腔听不懂(两位相视而笑),其他都好。

      Q4:您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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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昌:我们的校训首先是“至诚”嘛,就是讲待人要真诚、老实,要对自己的老师、同学有感情,不能太自私,一个人为自己考虑是难免的,可是在我们的基本条件满足后,就应该考虑一下别人,这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大学生应该有的基本素质,要做到一是一、二是二,不吹嘘不弄假。

      袁印玫:所谓“至诚至博”,就是先“至诚”再“至博”,端正的品行才能撑起一个人的才华。同学们还要认真学习,知识总是不够的,总有新的东西出现,就像俗话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像我们现在,也还时常翻阅一些读本,总看看新闻,关注国家事、关注身边事,这也是青年人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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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这么一代人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异乡,把满腔热血奉献给了祖国。两位老师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乐观积极的心态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必杀技,人与人间的相互体恤是克服一切距离的磨刀石。以诚待人,学会分享是做人的根本,至诚至博,是我们每一位科大人实践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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