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祖国初升的太阳，我们从首都北京启航。1958年，中国的第一所轻工高等院校，北京轻工业学院成立。1970年，西迁咸阳更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2002年，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2006年，整体东迁西安。
回首往昔，西迁前辈用大爱和奉献，谱写了“姓党、爱国、为人民”的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当代陕科大人秉承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为内涵的三创两迁精神，恪守“至诚至博”校训，坚守使命，积聚力量，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再出发。
2020年8月4日，“师忆西迁史，生传科大魂”社会实践团队到达咸阳老校区，探访学校西迁前辈们，聆听他们讲述西迁故事，感悟传承“三创两迁”大学精神。本期推出的是章川波老师的采访。
讲述人：章川波
章川波，男，生于1941年6月，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9-1964.9北京轻工业学院皮革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70年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咸阳，曾任皮革系皮革教研室主任，科技处处长，陕西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12月退休，现定居陕西咸阳。
资料介绍
潘津生
潘津生（1910.1-2002.8）女，江苏无锡人，1932年毕业于原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油漆及油脂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五年，后任兰州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工程师、轻工业部兰州工业试验所工程师兼西北（兰州）师范学院副教授。1953年调入轻工业部北京工业试验所。1958年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皮革实验室主任，是我校皮革专业创建人之一。1970年10月随校西迁至陕西咸阳，任西北轻工业学院皮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潘津生、魏世林、章川波等的“提高汉口路山羊皮革质量的研究”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采访过程
Q1:为了响应国家援助大西北的号召，您毅然决然选择跟随党跟随学校远离首都的优渥生活来到荒凉的大西北，在您记忆中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咸阳留给您的是怎样的记忆呢？
章川波：刚搬迁过来时老师只有4、5个，学生也很少，老师基本上就是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当时就是有那么一种听党指挥跟党走的精神存在，党的一声令下，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论前途如何，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不曾多想，就立刻从北京迁到咸阳来。刚来咸阳那会儿，条件与北京根本没法比，许多老师都不习惯咸阳的饮食、气候。当年咸阳有一句话，“一条马路，一栋楼，一个警察，一个猴”，当时的咸阳就只有一条马路——人民路，往前走有一栋楼，那就是在电影院十字路口，因为当时的交通不发达，就这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交警，那时的咸阳动物园也没什么动物，最珍贵的动物就是猴子。这就是当年咸阳的经济条件，和北京比落差感是存在的，但也没时间多想，工作还需要做，项目还需要完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家一起到原上拉煤回来取暖，拉电线、盖食堂。当时潘津生老师年纪也大了，但依然在通过给干活的年轻人缝手套支持学校建设。这种越是在困难条件下仍然保持朴实的精神是最难能可贵的。
Q2:大家都知道，潘津生老师是皮革界泰斗级的人物，她平时生活中是怎样的呢？
章川波：有件事挺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到皮革厂实习，魏世林老师带了孩子去，我们年迈的潘老师也去了，还帮着魏老师带孩子，结果厂里的保安师傅还以为潘教授是保姆。如果放到现在潘老师应该是院士级别的，但她对大家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完全没有我是老专家老权威就高高在上的样子。这就是当时的潘老师。很单纯的，很有亲和力的。我拿些照片给你们看。
Q3:在20世纪后半叶我国的皮革工业领域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或背景呢？想要全身心投入到皮革工业领域的建设中，在当时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章川波：说起以前的皮革行业情况，人家管我们叫“脏臭累”，因为生皮的加工过程很脏，在存放制作当中还有因蛋白质加工而产生的难闻味道存在，且皮革行业劳动强度很大，机械化程度又低，从业人员就很累。皮革的“脏臭累”还是比较有名的。
举个例子，最早我们还在北京时，我带学生到皮革厂去实习，厂里味道太大，学生们感到恶心饭都吃不下，在厂里干两三天就会回学校一趟。从厂里回学校途中要坐公共汽车，一上车其他乘客们都躲着我们，左闻闻右闻闻，还不时发出疑惑：“这是什么味道呀？”。尽管我们从厂里出来都换洗过衣服，但留在身上皮肤表面还是存有很大的味道。学生们年纪小，脸皮薄，就会不好意思。这样人口相传，愿意来我们皮革专业的学生就没多少了。
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对我们做老师的来讲是个挑战。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老师们都有一种责任心，所以大家对搞项目的积极性一直就保持的很高。
Q4:1987年“提高汉口路山羊皮革质量的研究” 这项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章川波：当时我们搞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我国的皮革行业能通过我们小小的力量有所进步。因为那会行业里存在一种“殖民地”经济，我们把原料皮或者原料制成以后，外国加工制成成品高价再卖给我们。或者是最脏的初步加工在我们这里，然后他们通过精加工，把做好的皮鞋、皮箱，高档皮衣服返销给我们。说白了就是最累的、效益最低的部分在我们，而挣钱的部分都给了国外，特别是在羊皮方面。
所以我们就想怎么能够改变这个形式，尽管山羊皮从头到尾基本上都需要我们自己制作，做出来以后，产品还要自己设计，但为了不再让外国人来到中间再加工，这个过程的实施中就需要通过注重科研和项目来完成，之后我们的科研项目也确实在这上面取得了成功。在这过程中我们有很大的压力，但内心那份无比坚定的信念时刻激励着我们，同时我们也感到这个科研项目的确是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是光荣的。至于得不得奖？那就是后话了，我们做的时候压根没考虑过。
当时我们是看皮做皮，完全凭主观经验来看，皮子有公的、母的、南方的、北方的、大的、小的等等分类，做皮的时候，不同的原料皮要进行不同的加工处理。但没有科学的管理，这在当时也是落后的。后来我们搞项目的时候，潘老师研究怎么从科学角度分析皮，研究皮革组织学（研究皮革结构、组织成分：纤维、细胞、蛋白质、氨基酸等这些微观领域）。把比较粗犷的技术提高到高深的理论上来研究。所以在项目完成的同时，对皮革组织学的研究也迈出了一大步，比如“图谱”就是当时我们研究出来的，把皮革学科学术的领域开发出来带动起来了。
我们当时完全是为了国家去做这些事情的。也希望我们现如今的老师、科技工作者们做项目不能为了满足私欲，而是应该国家需要哪方面的就去钻研哪方面的技术。国家需要你做什么、行业需要你做什么，你再去做什么，而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去搞科研。
Q5:对于现如今的科研状况，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您有什么建议？
章川波：学校要做项目一定要注意产学研三者相结合，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问题出发，从需要入手，学校应该跟企业和工厂联和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协作起来集中优势才能更好更全面的发展技术，提高技术水平。
Q5:回首那段不平凡的西迁岁月，那让人刻骨铭心的西迁精神如今是否依然对您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呢？
章川波：我快80了，但现在我还在外面跟大家一起，会为一些企业提供科研服务，基本上很少在家。现在社会更重视环保，我们想针对皮革行业的污染问题提供和推广好技术。对我来讲，就是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子，不能说年龄大了，已经成为有资格的专家就放任自己，对待身边的人仍然像对待兄弟姐妹朋友那样。像王学川、马建中，我曾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现在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当有人提到他们时，我也从来不主动提到他们是我的学生来获取别人的尊重。这种时候就是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要谦虚，要做年轻人的铺路石、垫脚石，当梯子让年轻人上。
我们的话
西迁岁月是属于章老师和潘老师的深刻回忆，通过饱含深情的讲述，留给我们的是精神和信念。离别之际，章川波老师又准备将镌刻着满满回忆的一沓沓相片，赠与我们、赠与学校、赠与今后一代又一代的科大青年，我们的心情难以言表，用孔夫子的话来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想是最贴切不过的了。广大的科大学子，让我们在继承中发扬科大精神，在实践中锻炼实干本领，传承三创两迁，你我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