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8年的北京，正在工业实验所工作的潘津生，这天接到了调往北京轻工业学院的调令。这一消息，让已经48岁的潘津生怀着意外又令人兴奋的心情,进入了备受关注的北京轻工业学院。
1956年，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而轻工行业人才极度匮乏。为了适应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需求，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毛主席的关怀下，1958年6月26日北京轻工业学院成立，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所轻工院校。
当时的北京轻院，云集了一大批全国优秀的轻工领域高级专家和技术人才。潘津生也怀着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无比热情和无限憧憬，来到学校，筹建起皮革专业。
1969年，一个突然的消息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学校要迁出北京。
1960年后，中苏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歧带来军事上的摩擦日益突显，中苏边境军事摩擦达数千起，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后，国家北部军事压力骤增。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其导弹基地迁出中蒙边境，距离北京仅100余公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更是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同时，美国又挟迫我国周边国家结成反华联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我国周边形成一个包围圈，国家形势极其严峻。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将原先“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恢复为中心的工作转向了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为了保护科教种子，1969年10月26日，党中央下发《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京校外迁”现象。
怎样迁？往哪儿迁？
当时的国家粮食紧缺，资金紧张，接收一所学校，首先就要解决师生们的吃喝住行的问题。学校派出多个工作组前往各地寻访搬迁校址，最终都因无法解决粮食问题而中断。
一个偶然的机缘，负责选址的一位军代表在陕西出差时，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咸阳轻工业学院。当看到有两栋苏式建筑、两栋家属楼和近200亩的建设面积时，喜出望外，当即回北京做了有关汇报。
经与陕西省革委会商洽形成初步意见后，1970年3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轻工部所属北京轻工业学院迁往陕西省咸阳市的请示报告”中做出批示：“苏静、西尧同志审批，先与地方商量，拟可同意。先念。卅（30）日”。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苏静批示：“同意，已列入院校调整报告”；国务院联络员、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批示：“只要陕西同意即可同意。”随后，与筹建中的咸阳轻工业学院合并，改称西北轻工业学院。今天来看，我们的西迁，是国家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是那个时代忠诚于党，听党指挥跟党走的真实写照。
西迁之路，漫漫1100公里。从繁华的北京到经济落后的咸阳，路途遥远，物资繁多，车皮怎样解决？人的吃住怎样解决？其难度可想而知。
1970年，已经60岁的潘津生又一次背起行囊，带着家人，服从党的号召，来到大西北办学育人。潘津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因为在她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而她的一生又是平凡的一生，因为她只是同时代人的代表，做了许多同时代人都在做的事。
1970年9月，首任院长朱康带队，248名教职工分3批，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拉开了学校“大西迁”的序幕。42岁的曹光锐、45岁的游恩溥、39岁的曾广寿、38岁的田家乐，正值壮年的他们，和潘津生一样，拖家带口踏上了西行的征程。长者年逾古稀，幼者尚在襁褓。向西，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火热年代师生们的共同信仰。
（播放西迁采访的原录音1分钟：
“我来的时候才28岁，现在周岁都76岁了。”张树、葛凤兰说；“跟党走，跟着组织走，总是没错的。”周令华、张淑娟说；“你们还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吗？我深知我们国家的和平安宁来之不易，我是真的希望你们这一代年轻人除了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外，真的要关心国家大事，有国才有家！”王金海说；“国家需要你做什么、行业需要你做什么，你再去做什么。”章川波说。）
这是在咸阳彬县县城西南40公里处的老虎沟。1970年底，临近春节的一天。四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在皑皑白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拉着车艰难前行，车里堆放着面粉、农具、蔬菜等物资。这几个中年人是朱康院长和学校老虎沟农场第一任领导小组组长高御臣等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西北轻院在老虎沟建起的“五七”农场。
为什么要在距学校近400公里外的老虎沟建设农场？当时在咸阳，有的老师早上5、6点去排队买豆腐，好不容易排到跟前，豆腐卖完了空手而归；还有的老师只能托北京的亲友采购肥皂、醋、豆油等生活用品，再托运到咸阳来。就是因为师生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不能够得到保障，学生吃不饱！为了让师生吃到蔬菜、吃饱肚子，学校协调彬县县委县政府，建了老虎沟农场，干部教师轮流在老虎沟从事农业生产，寒暑假期间全体师生集体劳动，生产出的粮食油料等物资再运回学校。
许淑惠，刚刚来到咸阳时，孩子还非常幼小，为了事业，她把孩子送回老家3年，主动要求去400公里外的老虎沟农场，晚上被窑洞外的狼叫声吓得不敢睡觉，白天依然坚持为学生生产粮菜。什么是爱生如子？什么是忠诚事业？许淑惠坚定的步履，走出了大爱无声的铮铮誓言。
咸阳，一个偏僻的西北小城，这让走惯繁华首都柏油马路的师生们感到巨大的反差。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信念，党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那里，党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干好什么。老师们一边夯地基、盖教室、建实验室，一边四处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教材、恢复教学秩序，硬是克服各种干扰，把心沉下来，把根扎下去。从1972年起，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了迎来科教春天。这时，已年过七旬的潘津生还在上讲台、带研究生，做科研。来到西北，她积极跟踪皮革产业和西部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主持华北山羊皮、猪皮、汉口路山羊皮等有关科研项目，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成为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位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老师。潘津生，新中国皮革工业的泰斗，她勇毅西迁、扎根西部，培养人才、立志科研，她的奋斗身影，折射出了西迁人“姓党、爱国、为人民”的光荣精神文化传统；她始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的科研方向，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产业提质增效亟需的科技支撑，擎起了共和国科学家科研报国的脊梁，彰显了西迁人勇毅前行的立德树人的初心。
从上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到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一代又一代人向西、向西、再向西，为国家西部建设不断注入活力。
5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他们或是西迁人，或是西迁人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离我们而去。以潘津生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西迁人，成为黄土地的教育开拓者，也成为扎根西部服务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西迁人，早已视他乡为故乡，在这里奋斗、奉献、无怨无悔。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期间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陕西科技大学的西迁，是西迁精神在陕西科技大学的生动实践。
走了这么久，时代的热潮，呼唤着我们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伟大实践，我们不舍使命，堪当民族复兴之大任。回望历史，我们倍加珍惜当前的事业来之不易；面向未来，我们深感立德树人之百年基业尚需继续拼搏！
